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1860年中英簽訂《北京條約》時，英國隨軍攝影師費利斯·比托把攝影機架在禮部大門前，打算記錄下歷史時刻。時任禮部主事劉毓楠回憶此事，在日記中寫到，“至禮部大堂檐外設一架，上有方木盒，中有鏡，覆以紅氈，不知何物?！?br/>
和劉毓楠一樣，大多數(shù)東亞人彼時對攝影機仍頗為陌生，沒人知道這種奇怪的方木盒未來將出現(xiàn)在皇宮、照相館與街頭?！侗本l約》簽訂那年，中國的東南沿海陸續(xù)出現(xiàn)了職業(yè)攝影師。兩年后，出使清朝的朝鮮使團，在北京的“俄羅斯館”拍攝了目前發(fā)現(xiàn)最早的朝鮮照片。海對岸的日本，長崎與橫濱剛剛開業(yè)第一批照相館，并迅速擴展至全國。
“錯綜的視線：早期攝影在東亞（1850年代-1919年）”展覽日前在長沙謝子龍美術館開幕，呈現(xiàn)了五百多幅19世紀后半期的東亞攝影作品，免費向市民開放。一部分照片來自最早一批拍攝東亞的歐美攝影師，有人隨軍隊前來，有人以學者身份在東亞做田野，用鏡頭定格幻想的東方。還有一部分作品展現(xiàn)了東亞內(nèi)部互相觀看的影像，試圖與西方凝視建立對話。無論是日本攝影師借征服之勢拍下的中國與朝鮮半島的影像，還是第一批掌握了攝影術的中國人拍攝自己，在拍照時，人們不僅只是按下快門，也在重新理解自身。
“錯綜的視線：早期攝影在東亞（1850年代-1919年）”
當槍炮與攝影鏡頭對準東亞
攝影機伴隨著炮火與暴力進入東亞。費利斯·比托是最早拍攝東亞以及中國的攝影師之一。1860年，他跟隨英法部隊，從香港向北行駛至大連灣、北塘與海河河口的大沽炮臺，接著又到了北京的頤和園。他記錄了路途所見的北京景象，也隨軍拍下許多殘酷的戰(zhàn)爭場景，包括英法聯(lián)軍攻占天津以及洗劫和燒毀北京皇家園林。
費利斯·比托《北京城城墻東面及其東北角》，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謝子龍影像藝術館
費利斯·比托《雍和宮》，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謝子龍影像藝術館
比托在大沽北堡角拍攝的照片是中國最早的戰(zhàn)場尸骸影像。英國軍事醫(yī)師戴維·雷尼（David F. Rennie）博士在回憶錄中寫道，比托來到這里后顯得非常激動，因為覺得場景很“美”，并懇求在他的攝影完成前不要移動尸體的位置。
費利斯·比托《北塘炮臺》，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謝子龍影像藝術館
攝像機在此時常常與槍炮構成隱喻關系。作為為數(shù)不多的隨軍攝影師，比托有機會接觸并拍攝恭親王奕?。正值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比托拿鏡頭對準恭親王時，后者“驚恐起來，臉色頓時變得慘白……以為他對面的這門樣式怪異的大炮會隨時把他的頭給轟掉——那架相機的模樣確實有點像一門上了膛的迫擊炮，準備將炮彈射入這個可憐人的身體”。
費利斯·比托《恭親王奕訢》，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謝子龍影像藝術館
1963年，比托離開中國，前往日本橫濱開設了照相館，制作并出售頗具異國情調(diào)的日本風景、風俗以及日本人肖像的相冊，掀起了“橫濱寫真”風潮。橫濱是日本最大的開埠城市，寫真作為紀念品在外國游客間十分受歡迎。直到1887年，被稱為珂羅版的攝影制版技術開始普及后，"橫濱寫真”才逐漸讓位于更便宜的圖片明信片和攝影集。
“橫濱寫真”展覽圖（圖片來源：徐魯青）
展覽中呈現(xiàn)的另一位攝影師是美國社會學家西德尼·戴維·甘博。甘博從1917年開始，四次來到中國進行社會調(diào)查。由于器材的變化，他拍攝中國的方式與比托很不一樣，他隨身攜帶相機拍攝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朋友回憶甘博隨時背著“笨重、難看的相機”，在沿途各種環(huán)境下沖洗底片；甘博也在一篇日記中提到，為了沖洗照片，他的水壺裝了十七次水。
西德尼·戴維·甘博《甘博父子三人在街上拍照》，1908年，浙江杭州，原作藏于杜克大學魯賓斯坦圖書館
西德尼·戴維·甘博《岸邊露天的剃頭鋪》，1917年，湖北宜昌，原作藏于杜克大學魯賓斯坦圖書館
西德尼·戴維·甘博《擔柴禾的人》，1914年，四川綿陽，原作藏于杜克大學魯賓斯坦圖書館
另一方面，鏡頭還迎合了西方人對東亞性別化的窺視。在展覽開幕當天的學術論壇中，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吳盛青提到了一個歐美攝影師在中國的拍攝筆記。1880年左右，攝影師收到一位廣州大戶人家的邀請，要他給先生的家眷拍照，但要求不可以看見家眷。攝影師到達后發(fā)現(xiàn)客廳里拉了一個帷幕，剪開了一個洞，鏡頭從洞中穿過，他就這樣拍下了家眷的照片。吳盛青久久忘不了這個故事，她感嘆，“此時的攝影術不僅屬于文化的霸權，也是性別霸權的結果。中國的男性對于女性的看見和不被看見擁有控制的權利。”
吳盛青還談到，西方攝影師進入日本后拍攝了許多相對私密的女性照片，比如沐浴、撫鏡自照等。明治維新前后，日本人對上半身的理解是臉部的延伸，而非西方理解的具有性意味的身體，乳房和胸部的袒露并不奇怪。歐美攝影師則將這些照片拍下來，回國作為情色寫真售賣。她認為，除了作為槍炮的隱喻，鏡頭也如同陽具，成為撩撥與情色想象的工具。
方蘇雅《云南厘金局局長夫人及孩子》，1899年，手工上色玻璃幻燈片，原作藏于謝子龍影像藝術館
方蘇雅室一位法國外交家、攝影師。1899年10月，42歲的他帶著7部相機和大量玻璃干片，歷時11個月后終于抵達了當時的云南府城昆明，在此后的近5年時間里，他拍攝了云南的山川湖泊、城鎮(zhèn)鄉(xiāng)村等，還曾用鏡頭完整記錄了滇越鐵路的修建過程。他還拍攝了長達一個小時的電影片段，堪稱最早最完整的記錄下晚清帝國圖景的紀實性影像電影。
東亞內(nèi)部的交錯視線
“不要把最早期的攝影簡單化，認為只是帝國主義在堅船利炮下的單向觀看，東亞內(nèi)部相互之間也有觀看的興趣?！辈哒谷恕偷┐髮W新聞學院教授顧錚提醒觀眾。
19世紀后半葉，除了比托與甘博一眾歐美攝影師，東亞不同地區(qū)也存在互相的拍攝，占很大比重的是日本人去到中國與朝鮮半島記錄當時當?shù)氐膱鼍?，比如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和藏學家青木文教。后者曾受日本寺廟派遣到西藏留學，他住在拉薩的民居里，記錄了西藏的生活。
在朝鮮半島，攝影術最早的傳播更是和中國緊密相連。1862年，出使清朝的朝鮮使團在北京的“俄羅斯館”拍攝了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早朝鮮照片。直到19世紀80年代，朝鮮人主動拍攝的照片幾乎都攝于北京。
青木文教《拉薩市街》，1912-1916年，圖片來源于廣東美術館
青木文教《西藏的戲劇》，1912-1916年，圖片來源于廣東美術館
青木文教《遙望布達拉宮》，1912-1916年，圖片來源于廣東美術館
攝影術逐漸傳入中國則是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從東南沿海擴散至北方。在最早一批拿起相機的中國人中，黎芳被認為最重要的一位。1859年，他創(chuàng)立了自己的照相館“華芳映相樓”，位于香港皇后大道，是中國香港地區(qū)最早期的照相館之一，曾為李鴻章等政務要員拍照。
1879年秋，駐北京的幾位外國公使邀請黎芳去往北京為其拍照。他帶著攝影器材一路“旅拍”，拍攝了近百張照片。回港后，他把照片制作成《北京及周邊攝影集》，向來旅行的西方人銷售。
黎芳《廣州大員坐像》，蛋白印相，圖片來源于廣東美術館
黎芳《廣州藥房街》，1870年代，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謝子龍影像藝術館
“凝視”作為經(jīng)典的攝影理論，東方主義是無法避開的理論視角，展覽或許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對凝視展開新的思考?！敖诲e的視線：東亞內(nèi)部的自審與互視”部分可貴地注意到長期被忽略的、東亞各國的互看影像，但許多問題有待探索，比如：東亞內(nèi)部的視線與西方凝視構成了何種關系？呈現(xiàn)出什么樣的異同？它們?nèi)绾位ハ嘤绊?、形塑、對話？展覽中景觀與人像照片皆有呈現(xiàn)，但彼此之間的聯(lián)系稍顯斷裂，它們的關系是什么？如何闡釋彼此間的勾連？這些或許是在試圖構建早期東亞攝影脈絡時可以更進一步延展的問題。
參考資料：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1819779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30560.html
http://www.zgmsbweb.com/Home/index/detail/relaId/20238
